为什么说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受的根源?

元、明、清三代，中华世界与外界的接触增加。由于蒙古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中西交通大开，中国同欧洲有了直接的接触。欧洲人可由陆路到达中国，亦可先抵波斯，再航海而来。经由前者到中国的多属传教士。

欧洲自1517年“宗教大分裂”后，天主教不再唯我独尊，皈依新教者众多，为挽回颓势，若干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组成传教宗派，冒着生命危险到新教区域传播“福音”。及至新航路发现后，他们将目标转移到亚洲。

明末清初之际，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文化优越，不易受外界文化的侵蚀，传教士只有尊重中国固有的习俗与文化，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于中国人，传布宗教的事业反而置于传布科学知识之后。故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贡献甚大。

中西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很多，有贡献者约九十余人，影响最大的，首推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

利玛窦系意大利人，为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教士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学养极高的人士。利玛窦年少时即立志到中国传教，明神宗十一年（1583）他到广东肇庆学习华文华语，翻译欧洲数学、地理等科学类书籍，逐渐受人敬重。后来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神宗进贡方物。明廷待他确很优渥，赏赐甚厚，并准其传教。朝廷的官吏，也多同他交往。从此利玛窦遂安居北京，从事介绍西学、传教及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

利玛窦死后十三年，日耳曼人汤若望入北京。汤若望精通天文，遂以译纂历书与制造天文仪器见重于朝廷。他积十余年的努力完成新历，以明亡而未被颁行。清入关后汤若望降清，备受清廷优待。他依西法制定的《时宪历》，亦被奉令予以颁行，一直沿用至清亡。

明末清初百余年间，在中国主张吸收西方新知识的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合作下，传教士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大量介绍到中国来，使明末清初成为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传入中国的西学中，以自然科学为最重要。

那时所传入的天文学方面知识，计有：恒星与行星的差异，若干重要的恒星与行星的名字，四季的划分，昼夜长短的变动，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原理。

西洋的几何、算术、代数等知识，亦于此时介绍到我国。明末政府为抗满人，由龙华民、汤若望监制铳炮。传教士便利用制造铳炮的技术以取得朝廷的重视，火器学得以传入中国。明代复因财政困难，故传教士主张讲求水利灌溉与开采矿产，因之将西方的矿物学与水利学也介绍到中国来。清圣祖康熙时，复派传教士赴各省测绘地图，历时二十余年，成《皇舆全览图》一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欧洲的崇拜中国文化运动

明末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来华的传教士，一方面用西洋所擅长的科学知识赢得中国人的重视，一方面则努力吸取中国文化以传回祖国。利玛窦最先将“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柏应理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回到欧洲，曾以传教士之华文著作凡四百册呈献教皇。中国的古籍经典在当时几乎都有拉丁文的译本。中国的文学、美术，也经由传教士及商人介绍给欧洲人，于是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疯狂崇拜中国文化的运动。

17、18世纪欧洲的大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与伏尔泰，大文学家如歌德，大经济学家如杜尔哥与魁奈等人，都是受中国思想感染甚深之人。他们都狂热地崇拜中华文化。莱布尼茨曾仔细阅读中国典籍的译本，他所发表的哲学著作，很明显受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又曾创办“柏林科学社”，以图沟通中西文化。伏尔泰曾将元人的《赵氏孤儿》一剧改编，认为此剧最足代表东方文化的精神。他的信徒之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若是全世界都采用了中国的法律，那岂不是很好？到北京去，去看那最有威权的人：这才是上天最完备的影像哩。”歌德所创作的戏剧，有许多地方受中国戏剧的影响，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完人是中国人。杜尔哥曾经同留居巴黎的两个中国人交往很密切，他所发表的重要经济学作品，即与这两个中国人有关。魁奈所提倡的以农业为国家财富之根本的经济学说，便是根据中国的经济理论而来。他很想承继孔子的道统，所以竟有人称他为“欧洲的孔子”。魁奈曾劝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天子亲耕，其崇拜中华文化之深，可以想见。

到18世纪末期，欧洲人对中华文化的狂热才逐渐消失，其原因有三：

一、中国与罗马教廷因为仪俗的争执，使传教士被中国驱逐，欧洲遂失去了重要的中国文化宣传者。

二、欧洲的产业革命已经发生。欧洲人对于中国的重视，不再是古国的文化，而是资源与市场了。

三、欧洲对希腊与罗马研究的兴趣复浓，一切装饰美术，转为崇尚希腊罗马式，不再重视中国的艺术。虽然如此，但中华文化在当时欧洲所掀起的波澜，仍然在欧洲历史上占据相当重要之地位。

祭天、敬孔、祀祖与信上帝

除了中西文化交流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收获也很大。盖当时传教士学问渊博、德行高超，且能顺从中国的习俗，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传布宗教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据康熙二年（1663）左右的估计，全国的基督教信徒近二十万人，江南地区即有教堂百余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基督教可能在中国成为一很有地位的宗教。不幸的是传教士发生内讧，使得基督教在中国一蹶不振。

自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都容许教徒保持祭天、敬孔、祀祖等仪俗，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仪俗，并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到了清初，法国与葡萄牙两国互相争夺传教于东方的领导权。原来赞成教徒可以祭天、敬孔及祀祖的为耶稣会派传教士，新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及属于西班牙之多明我派传教士反对耶稣会放任信徒，认为祭天、敬孔、祀祖等事无异于“出卖基督教”，遂向教皇控告耶稣会传教士。教皇赞成多明我派的主张，遂派特使来华宣谕，严禁教徒敬祀祖先。这种行动，无异于使基督教自绝于中国。虽然康熙曾亲向特使铎罗解释中国人敬祀祖先的意义，但铎罗仍执迷不悟，反而公开发表言论，驳斥康熙，显然有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这样一来，清廷不得不禁教。雍正元年（1723），清廷规定在北京的传教士，除从事钦天监等职务者外，其余皆应离开中国（澳门除外）；并改教堂为公所，严禁百姓信奉基督教。自利玛窦以来百余年间的传教士们，苦心孤诣在中国为基督教所建立的一点儿基础，竟为传教士内部宗派的争执所毁灭。

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于双方均属不幸，中国方面也要负部分责任。一是杨光先提出天文学进步之人，武器必精良的警告，对雍正等人必产生作用，如任其“党羽”散布全国，一旦有事，必祸生肘腋。二是雍正在藩邸时即深信喇嘛教，基督教与喇嘛教在教义和教仪上均极不相容，势同水火，而二者的排他性均极强。三是雍正即位时（1723），清入关已八十年。上上下下的满人均已深切汉化，而汉人也服服帖帖地接受统治，不似入关初期满人在文化上有自卑感，汉人有优越感。清廷必须敬重文化高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越汉人的西洋人，以压抑汉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重用西洋人有平衡文化水准的心理作用。四是满人既已高度汉化，自不能容忍排斥祭天、敬孔、祀祖仪俗的基督教。皇帝是天之子，建有天坛以祭天。皇帝祀太庙是每年最隆重的大典。儒术是极有利于统治的学说，“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雍正将辅佐满人得天下的大批汉人功臣，均立《贰臣传》于《明史》之中，以其“不忠于明朝者，必不忠于我朝”。这些功臣早已死去，如何能“不忠”？主要是要维护君为臣纲的不变原则而已。儒家是拥护这些原则的卫道者，如何能不敬孔？综合上述四个原因，所以雍正即位后立即宣布禁教。

从西洋人到番人

自传教士被禁止在中国内地传教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便被中断了，中国的西学也日渐凋零。从此，中国人更加不了解西方的一切，而此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只限于少数在东方以赚钱牟利为目的之商人的零星报告，中西两大文化遂因为缺少正当合理的接触机会而彼此隔膜日深。

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的时期一去不返，从此人类两大文化体系遂各自循其特质发展，彼此自成一文化体系，各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和宗教信仰。即使彼此稍有了解，也只是从各色人等在极复杂的动机下所做的零星与偏颇的报道中获得一些片段的知识。累积这些知识而构成的对另一方的概念，自是模糊不清，有失真概。

诚如英国人米都斯所说：“英国专靠新闻报告，故对中国为不知，中国只有少数商人识‘广州英语’，此辈亦为中国人士所轻。”这便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情形。

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称为“西洋人”；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来华的欧洲人，中国以其来自西方，通称为“番人”或“夷人”，通称西方各国为“番邦”。这些“番人”，流品夹杂，良莠不齐，彼此之间复因利害冲突，互相攻讦于中国官吏之前，自难博得中国对“番人”的好感。其奸猾之徒为牟取个人赢利，亦常冒称贡使，从中国赚取赏赐。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夷人不过是距中国辽远的藩属，其不同于朝鲜、缅甸、暹罗者，仅入贡的时期不一定而已，然其距离辽远，亦情有可原。

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印象，更是恶劣万分。当时的人描写番人“白肌、猫眼、高鼻”，“须眉皆赤”，“足长尺二寸”，这些已足令人惊奇，何况加上浑身“气味奇臭”！至于“夷人”风俗习尚，他们认为英国国王可传位于其女，女有子，俟女死后立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其为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法国国王是“男形而女性者”，法国人且食小儿。俄国女主幸男子，期年或数月即杀之，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道上下”！“犬羊之性”的“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唯大黄茶叶，荡涤称神”。如果数月不食，“有瞽目肠塞之患”。所以每遇有贵客的大宴会，“皆以大黄待客”，贫苦的人“亦必有一半两大黄囊胸前，舌舐而鼻嗅之”。“大黄”茶叶只有中国出产，所以卑陋不文的夷人必须依赖中国。这些记载，不仅在民间流传着，皇帝、大臣亦深信无疑，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被人目为最通达“夷情”的魏源与夏燮也不反对这类荒诞不经的报道。

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与鸦片战争

17、18世纪时，欧洲的科学也正方兴未艾，如果从那时起便不断地与西方科学文明相接触，中国近代的科学虽不一定与欧洲并驾齐驱，但也不至如后来的事事不如人家。如果从那时起中西便有正常的接触，也许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上的许多误会也不至于发生。不幸的是这个自然而合理的文化津梁，被传教士的内讧、教皇的浅识与中国情势的改变而被中断。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的发展，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受无穷灾难的根源。

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中国同西方在文化上互相接触了解的机会虽然丧失，但中外的关系并未断绝。因为欧洲自17世纪起，海外开拓的事业与帝国主义的思想正如日中天，哪能放过中国这一片大好河山与市场，所以此后中外的贸易关系仍然维持，而且日盛一日。两种历史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国家，既不能有历史文化上的正常接触，而两方又必须有商务往来时，问题便发生了。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不仅是两个文化迥异的世界，而且是两个互相不了解、在观念上彼此对立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互相隔绝，毫无接触，自然平静无事；如果不能避免要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一定是畸形的。如果双方的情况不改变，畸形的关系也未始不可继续维持下去，畸形也就等于正常。然而欧洲在变，18、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正在发生剧变，情势已不容许它再与中国继续保持往常的关系，它需要改变。

这便是19世纪中叶以后，导致中国悲剧上演的鸦片战争前夕之中英两国的心态。对这种影响今后历史发展的背景有透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发展的真相。

清朝时期实行闭关锁国的国策是不假，即使这样清朝并没有完全与西方失去联系，康熙年间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新发明新技术，比如法国人洪若翰就是用金鸡纳霜救了康熙一命，不然历史就要改写了。再比如英国人给乾隆送来了连发手枪，蒸汽机和各种机器，这些外国人不仅带来了新发明，连带着西方发生的一些大事也都报告给皇帝，哪里革命了，哪里改朝换代了，哪国换新皇帝了，谁跟谁在哪里发生了战争，谁赢了，朝廷也都知道个七七八八。

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主要是没有赶上两次工业革命，而这也与闭关锁国无关。

相关内容我以在《你认为清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题中做了详细阐述，感兴趣的可以查阅。

小哥出品，必属精品！

纵观中国历史，清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因为我国历朝历代，清朝的国土板块面积最广，而清朝的国力也一度成为世界之最。但是，清朝也是历朝历代中最被大家鞭策的一个朝代，因为在清朝末期，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清政府更是在洋人长枪大炮的威逼下，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

清政府是如何从世界第一强军沦落到被世界各国欺压的？个中缘由，小哥详细分析。

（乾隆下江南）

清政府自当年努尔哈赤率军入关，建立大清帝国开始，到乾隆皇帝中期，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整个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全世界的30%多。

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是当时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同时清政府依托当时看来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清朝的领地面积曾高达1453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政治版图第一的超级国家。乾隆末期人口也快到达三亿之多，也是世界第一！

面对如此傲人成绩，翻阅历史，是没有那个时代那个帝王所能做到的，所以乾隆皇帝很骄傲。晚年自称”十全老人“，认为自己开创十全武功，内外宾服。因此对国外的”蛮夷“嗤之以鼻。

（乾坤接待英国使团）

在乾隆五十八年，大英帝国派来一个使团，千里迢迢携600多箱礼物前来示好，但是乾隆皇帝不仅让他们跪地叩首，并且放言道：“我们不需要和你们这些蛮夷做生意。大清王朝抚有四海，无奇不有，那点珍宝我们看不上，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的每年来进贡就行了，开通通商口岸的事情就算了吧。”

清乾隆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粤海关志》： 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帆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

《清高宗圣训》：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

嘉庆帝的上谕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

就在乾隆皇帝傲视群雄的时候，世界各国的情况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蒸汽机革命）

乾隆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一生执政六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六十多年并不算太长，那么，在这短短的六十年前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英国工业革命

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英国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

嘉庆十二年（1807年），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这就是说，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让法国从封建社会快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

（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乾隆皇帝和华盛顿）

嘉庆皇帝一登基就迅速处置了贪官和珅，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及清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核心，在嘉庆皇帝时期，贪污腐败情况更加严重，卖官卖爵是嘉庆时期的一大特色，军队中出现了不少天生残疾的军官。

同时，嘉庆皇帝时期科举制度仍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出现了孙子打着灯笼陪同爷爷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

再者，嘉庆皇帝时期，南方白莲教起义盛行，京师中也有起义势力存在。

所以说，在19世纪中叶，大清国乾隆皇帝眼高于顶，拒绝和其他国家学习交流的时候，其他国家则在迅速的进行现代化高科技建设，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在乾隆皇帝去世后没多少年的时间，爆发了鸦片战争。

谢谢大家。

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

首先，清初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这种交流一直贯穿到了鸦片战争前。16世纪以前，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比如中国基本以输出文化为主，丝绸、瓷器、漆器、茶叶和四大发明的西传。虽然西方的文化诸如唐朝时的景教和元朝时的可温教也有过东来的努力，但并没有出现过传统儒家文化和基督教这两大文化系统之间的直接接触和碰撞。直到16世纪以后，东西方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文化交往，也只有这次交往，构成了东西方两个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实质性的接触。

除了传统商业往来，西方的传教士第一次涉足了东方这块广袤的土地，而也是传教士们把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而传教士传到中国的文化主要是“天学”，也就是西欧的宇宙论，除此之外还有历算学、几何学、解刨学、光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技术，同时也有在和音乐、回话、建筑、宗教和哲学知识。

西学在明朝中后期以后，出现了“西学东渐”之风，虽然传教士们带来的技术和知识是他们争取接近封建王朝的上层和上层士大夫的敲门砖，但它吸引和影响了明清诸多皇帝和知识分子，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西学又了初步的认知。

在16世纪-18世纪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东西方各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将对方作为学习的榜样，但侧重点却不同。在中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只是和技艺是侧重点，（不要怀疑，确实如此。）知识分子们推崇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知识学士，但对传教士们夹带进来的科学技术估计过高。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只是蕴含着西方的宇宙观、哲学观，尽管其历学仍是中世纪的，但其理论对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异质的。算学把西方的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介绍到中国，而地理学则是大航海一来西方新的世界观体现，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

中国是一个“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在这统一体中，儒家思想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同时想。面对这种实际情况，传教士们虽然想要寻找和中国文化的结合点，但纵观明明两朝，士人们反对西学及天主教、捍卫本土文化的斗争即“夷夏之辩”伴随始终。

清王朝建立以后，一些学者由于对异族入主中原不满，导致了对各色夷人及其学术多有排斥，重申夷夏之防成为他们倡导民族大义的重要思想武器。像黄宗羲这样的大学者也曾任认为，西学源自中土，王夫之对来华传教士及尊奉的宗教信仰更是采取批评的态度。

利玛窦认为，中国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属于风俗习惯，不是偶像崇拜，不需要加以改变。这种传教方针引起多明我会及教廷的不满和争论，他们认定耶稣会承认中国教徒敬天、祭祖。祭孔等行为与基督教的一神观念相冲突，是在向异教妥协。

中国士绅则认为，天主教在“变华夏为夷狄”，从而导致了之后长达几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礼仪之争起先只在教会内部的争论，中西方都只是为了维护宗教观念上和文化上的纯洁性，后来争论越出了神学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界，变成以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中西文化大争论”。其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更是罗马教会和中国朝廷量大权威力量和政治利益的冲突，成为18世纪以来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

康熙认为，禁止中国人对祖先、孔子的祭拜不仅干预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而且也冒犯了皇帝作为天子的权威。利益之争以康熙皇帝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而暂告结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正常的中西文化交流才被打断的。

以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中西方文化交流必然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时无法避免的。文化输出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侵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绝对不可能出现和谐相处的局面，自然为了维护本土文化的纯洁性，驱逐传教士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而传教士们所带来的科学技术，也并不是当时欧洲最核心的技术，你不能指望传教士的科学文化水平跟大学教授一个层次，同时他们也不可能掌握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所及即便这种文化交流能够继续下去，中国的落后局面依然会在一段时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就发生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转变，毕竟西方的文化流入是夹带着大量私货的，科学虽然美好，但科学也是打击敌人的利器，利器岂可轻授于人？真把西方人当成拯救世人的上帝，是来帮助中国人脱离愚昧无知，投向文明世界的救世主，那么也未免太幼稚了吧。

但不论什么条件，中国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就与欧洲有了直接接触。当时双方都知道在远方有一个神秘的国家，而且都十分强大。双方的了解也都是通过各地的商人，当然官方接触并不多，虽然今年的历史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朝和罗马可能真的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而唐朝时期确实是双方接触的一个高峰期。到了宋朝虽然路上丝绸之路衰弱，但是海上贸易繁荣。不能说在当时宋朝就提前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但至少中华文明中的商业文明与世界发展同步。在当时基本上个个较强的帝国都十分重视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不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所以在元朝时期由于其领土及其广阔商业贸易繁荣的壁垒也逐渐被打破，参见马可波罗游记我们就可以知道游牧部落出家的元朝为何能够建立最原始的国际贸易。

对于欧洲而言，欧洲进入近代史以来天主教就遭受到权威挑衅，新教形成，新教的传播和天主教的重新振兴纷纷依靠对外航海而传向世界各地。在当时由于宗教内部和宗教之间的争端，欧洲十分渴望将自己的宗教传播到亚洲，希望东方那个神秘的国家可以皈依天主教，进而形成自己的宗教优势，所以在明末欧洲的很多传教士都来到中国，也开启了文化传播之路。传教士从处处与本土文化相对，到接触中国的固有习俗文化，再到两种文化友好的和平交流科学技术之间的转换。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因这场传教士为主的交流获得很多好处。

在明朝末年传教士们就不断翻译欧洲的数学地理等科学书籍，并将各种科学物件献给明朝政府，以获得明朝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不仅允许，其传教而且还允许其入朝为官。甚至明朝末年汤若望精通天文的这个传教士被朝廷重用以西洋之法制定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在清朝初年颁布。可以说在100余年的传教过程当中，中国吸收西方的先进知识，对当时逐渐处于文明下坡路的明朝科技以很大的启发。在当时越来越多的官员都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天文知识方面也逐渐重新构造新的天文理论体系而不再是以中国传统天文知识独尊。

不仅从天文方面从农业数学几何代数包括火炮等一系列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明朝都获益颇丰。即便在清朝前期到康熙前期，也采用全新的西方测绘技术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而西方在中华文明处也学到了很多，四书五经就是在利玛窦的翻译之下传入欧洲，并且也给欧洲思想的解放和文艺复兴增添助力。曾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疯狂崇拜中华文化的运动，当时欧洲的很多思想家都十分崇拜中华文化。他们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是十分自由的，若是全世界都采用了中国的思想和法律那么欧洲就不会再有宗教压迫。对于中国当时的经济理论，货币政策以及中央对地区行政管理规划的一系列的方式和手段都被西方国家所称赞。

可以说明朝末年的清朝初年双方之间的一系列交流都是良性互动。但是之后双方的交流却出现了问题。首先罗马教廷极力主张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引来了当时清朝的反感，双方之间的官方沟通桥梁以下断绝。同时欧洲在近代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前的一段时期，欧洲的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欧洲的发展进入快车道，真实的欧洲不再对其他地区的文明抱有一种迷信和崇拜的态度。民族自豪和自负改变了欧洲对世界的看法。同时欧洲对当地曾经存在过的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这也是欧洲各民族想要找到文化和文明自豪感的一种发展趋势。

也正因如此。欧洲的中国热逐渐消退。同时在清朝建立以后再巩固自己政权以后便开始了闭关锁国政策。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包括思想上物质交流上以及传教士全部清除出去。清政府对于思想的管控不仅仅是文字狱，八股文还包括外来与传教士和其他思想相关的一切，也予以禁止，这更给双方之间的交流蒙上一层阴影。同时不仅为当时的清政府所拒绝，而且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就是基督禁止教徒祭天祭祖敬孔，对于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基督教传教者而言，他们努力地想要将基督教插入当地的固有文化当中，以发展信徒。

但是当小有规模以后，西方的罗马教廷并不认可这种传教方式，而开始以他们的传统强行希望在中国的基督教徒也像欧洲一般，导致社会各层人士的反感。也引起了清政府的主意，当时的康熙虽然派人解释过中国祭天的意义，而且也并不希望所谓的传教的事多出无谓纷争。但没有效果，康熙令下，禁止了天主教在国内传播的合法性，关闭所有教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宗教基础瞬间灰飞烟灭。再加上闭关锁国，双方交往最频繁，相互了解最多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由此被打断。

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很显然清政府所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多。从此中国人不再了解西方的一举一动。而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从崇拜变得冷漠，变得只想赚钱。有没有任何正式的官方的接触机会，友好交往的基础也逐渐丧失不复存在。但是西方则一直对外扩张对外探索，并建立了世界殖民体系。而中国则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体系，而且社会上的流言也因为闭关锁国和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而变得畸形化。

从西方人的长相言语举止行为习惯，极尽污蔑之能。甚至在社会上大有宣传西洋人是体内有毒，必须要和中国的出产的茶叶才能解毒。在各个生活的方面所生产的必需品，也都要依赖中国。这种谣言不仅在民间而且在政府皇帝周围也流传。当然，在西方对于当时清政府的各种误传也甚嚣尘上，双方有最初的和平的文明经济的交流和交往，变成了相互猜忌相互污蔑与讽刺。

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打开清朝国门。而此时世界已经变了，如果说明朝时期中国的近代科学尚且能与西方并驾齐驱，双方平等交流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没有任何一点科技发展的潜在能力。甚至都不知道侵略英法两国在哪儿？将它们统称为西洋国家。在闭关锁国期间西方恰巧经历了自己的历史性巨变。而清朝则犹如一潭死水波澜不惊，确实达到了封建统治的高峰，但是这种高峰更是未来和改变的沉重包袱。